话说，那个把王安石几乎宠上天的神宗皇帝，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在位期间，虽然在革除弊政、变法革新、澄清吏治等诸多方面做得不尽如人意，但作为一个天资不是很高的皇帝，也确实是尽力了。尤其是，他还是两宋少有的敢向周边政权叫板的皇帝，就更让人刮目相看了。

神宗在位期间，非常关注宋朝的边事。他一反宋朝自真宗以来对辽与西夏的退让妥协，以强硬的姿态对付虎视眈眈的邻邦，并亲自主持了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是对交趾（今越南北部）的反击战，一次是对西夏的讨伐。

交趾的国力比较弱，宋朝没用几成功力就把对方打得没脾气。西夏向来是宋朝的死对头，这么多年又一直被宋朝用岁币养着，兵马比之前更盛。神宗在对交趾的作战取得胜利后，估计有些骄傲轻敌，加上战略和战术失误，结果被人吊打，损失惨重。据说当西北前线战报传到朝廷，神宗悲不自胜，竟临朝大哭。

据说，神宗精神因此受到沉重打击，抑郁染疾，几乎完全丧失斗志，并很快引起病情恶化，最后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病逝。

赵煦于是得以即位，是为宋哲宗。

宋哲宗是神宗的第六个儿子，按说怎么也轮不到他当皇帝，可无奈他的五个哥哥全都是薄命鬼，生下来没多久就夭亡了。

可见，机会不仅仅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还往往留给命硬的人。

上文我已经说过，哲宗即位时只有九岁，站着都不一定有那些大臣跪着高。显然哲宗还无法处理政事，也只是一个挂名皇帝。当时，宋朝的政权掌握在哲宗奶奶高太后手中。

高太后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已经提过，她主持政局期间，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合力废除新法，恢复旧法。因这件事发生在宋哲宗元祐年间，所以后来被称为“元祐更化”。

元祐更化影响巨大，不仅仅让北宋“一夜回到解放前”，而且还使得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复杂。

据说司马光被高太后召回出任宰相后，干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他任命了一个名叫李公择的人当户部尚书（财政部长）。而李公择是个老学究，对财政知识一窍不通，就好比让一个乘法口诀都不会的人去做会计一样，于是朝野一片哗然。司马光却解释说：“我这么做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告诉大家变天了，你们得重新站队。”

但是在守旧派上台之初，变法派的势力还很强大，并不甘心认输，像王安石的主要支持者蔡确和章惇，还分别担任宰相和枢密使的职位，分掌东、西二府的大权。章惇性格比较高傲自负，眼里容不得沙子，他把司马光等人要求废除募役法的奏章中自相矛盾和胡言乱语的地方，一一敲点出来加以论斥，搞得司马光灰头土脸的。

守旧派得势，哪跟你讲什么道理，当即便把主要矛头指向蔡确和章惇，咒骂二人是“朝中大奸”，必须得清理出朝廷，甚至连冬春不下雪也被说成是没有罢免他俩的缘故。宰相蔡确见原本的政见之争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心中不忿儿，就搞起了小动作，说高太后有废黜哲宗的意思。高太后听后勃然大怒，就借着这个由头把他贬到外地任知州。

从相位跌到地方官，蔡确心情可想而知。苦闷中，他就到治下四处溜达，以遣愁怀。在行至一个叫车盖亭的地方时，蔡确看见有山有水，风景不错，突然雅兴大发，一口气写了十首诗。

这十首诗都是七言绝句，内容大部分是写景的，也有一些是发牢骚的。本来也没什么，但有个叫吴处厚的官员，因之前巴结蔡确碰了一鼻子灰，心生怨恨，一直伺机报复。他不知从哪搞到了蔡确这十首诗的内容，就将其抄录向朝廷打了报告，然后曲解其意，说里面的诗有讥讽朝政之意，且含沙射影攻击高太后。

真是岂有此理！

守旧派们正愁抓不住变法派的辫子，见有人这么说，纷纷要求治蔡确“讥讪”之罪。蔡确因此被流放岭南，后抑郁成疾，殒命贬所。

与此同时，守旧派们仍不肯罢休，为进一步打击变法派势力，又把吕惠卿、章惇等36人定为王安石的“亲党”，把安焘等60人定为蔡确的“亲党”，并将二人“亲党”的名单列榜公布，全部赶出朝廷，不许他们再入朝为官。

这就是所谓“车盖亭诗案”。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桩文字狱。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变法派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此后，两派的矛盾变得越发不可调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的怨恨、报复欲望越来越强，宋朝的政治风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凶险。

而更让宋朝统治者头疼的是，守旧派不仅与变法派势不两立，其内部自身的派系斗争也日益白热化。当时守旧派内部分为三个派别，分别为朔党、蜀党、洛党。朔党以刘挚为首，在废新法时是司马光最坚定的支持者，势力也最大；蜀党以苏轼为首；洛党以理学家程颐为首。三党之间明争暗斗，程颐、苏轼、刘挚等人都因相互倾轧而被罢官去职。

在元祐年间，守旧派皆以垂帘听政的高太后为靠山，不把小皇帝宋哲宗放在眼里。有时甚至连哲宗说话，这些守旧派的大臣都不愿搭理。这让哲宗非常恼火，于是守旧派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话说，哲宗的年龄尽管不大，心眼却不小，元祐八年（1093），他一俟奶奶高太后归西，就立马着手处理那些曾对他不恭敬的守旧派大臣。同时，秉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真理，开始大量起用变法派人员。其中，章惇被任命为宰相，蔡京任户部尚书，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为国史修撰。

章惇等人重新得势后，虽然以恢复新法为标榜，但实际却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党争上。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是章惇在回京赴任宰相途中，有人问他，执掌朝政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章惇说：“肯定是先把司马光那帮奸邪党人给办了，什么事能有这急啊？”

仅凭这一句话，便知章惇也不是一个善茬啊。

为了更深入地对他进行了解，这里再讲一件事。说是章惇年轻的时候与大文豪苏轼关系很铁，两人有一次出去游玩，到达了一个叫仙游潭的地方。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很狭窄，对面是一个更加险峻的绝壁。苏轼诗曰“潭深不可涉，潭小不通船”，要想去对面，只能通过一根横在中间的独木桥。苏轼见到这种情况，两股战战，几欲先走，而章惇却一把将他薅住，说：“要不咱俩到对岸的峭壁上题诗怎么样？”苏轼手摇得像电风扇似的，忙说：“要去你去，我是不去。”章惇说：“好！”然后若无其事地沿着独木桥走到深潭对岸，又提笔在石壁上写上“章惇、苏轼来游”。章惇回来后，苏轼不仅没有佩服之意，反倒瞟他一眼，说：“你要是掌了权，肯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章惇也不想自己成为杀人恶魔，忙问：“何以见得？”苏轼答：“你连自己的命都不当回事，会拿别人的命当回事吗？”

果然，一语成谶，在章惇做了宰相后，他将党同伐异、驱逐异己的手段发挥到极致，就连当年的老朋友苏轼都没能幸免。至于当年与他政见相异的司马光和吕公著，虽然都已经死去，但还是被追夺官职，章惇甚至要求掘开坟墓，劈棺暴尸，以泄私愤。

章惇不仅仅是清算政敌，就是在同一派别内，如果谁不听话，或者和自己的步调不一致，也一样会被打击。如大臣常安民，是个颇有些正气的人，他见章惇专权植党，很看不惯，就请求宋哲宗管管章惇，“收主柄而抑其权”，结果被罢官。另一位大臣安焘见常安民被处分得有点狠，就替他说了两句好话，居然被指责为与常安民相表里，也被罢官。章惇因此成为朝中权势最为显赫的人物。

但好在章惇的好景并不长，因为他的最大靠山宋哲宗，仅仅亲政6年就一命归西了。

本文选自《鬼脸历史课3五代宋辽金西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