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大西王张献忠的形象一直充满着争议和谜团。据清史的记载以及民间的传说，张献忠血腥地剿杀四川，曾使四川将近80%的人口丧生，大西王因而被描绘成了杀人魔王。

清政府宣称张献忠不仅凶残地杀害了无数人，还在其所谓的“万人坟”之地，立下了一块令人毛骨悚然的“七杀碑”，碑上刻着：“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听闻在广汉市的古洛城公园内，有一块张献忠的“万人坟碑”，有人称此即为“七杀碑”。怀着强烈的好奇以及对真相的执着追寻，我亲自前往一探究竟。

来到洛城的大门前，只见古洛城的城墙犹如磐石般坚固，城楼高耸入天际，篆书的“洛城”二字镶嵌在城门上方，显得格外庄重且神秘。走进古洛城，里面绿树成荫，建筑古朴而典雅。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充分展现出古人的智慧以及精湛的工匠技艺。阳光洒落在斑驳的墙壁上，似乎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古洛城仿佛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每一块砖石都承载着过去的记忆。漫步其中，仿佛能够听见古老的脚步声在悠悠地回荡。

城中的小道，宁静而又悠长。青石板路蜿蜒向前伸展，引领着我走向未知的角落。在荷塘的清香之中，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愈发增添了宁静与祥和的氛围。

穿过林荫道，一块标有“德阳市文物保护单位‘圣谕碑’”的牌子映入了眼帘，我终于找到了备受瞩目的目标。只见绿树簇拥着一座古色古香的亭子，上面挂着一幅楹联：“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横额是“自思自量”。

走进亭子，一块长方形的石碑被铁栏杆从四面围住，由于年代久远，石碑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不清，但“圣谕”二字依然清晰可辨。

仔细查看，“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等字迹依稀能够看见。

一位热心的志愿者，拿出了“圣谕碑”的老照片，可见碑面上端左右镌刻着布龙纹，上截书“圣谕”二字，周围环绕着龙纹。下截有文三行，首行为“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次行为“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二句。末行字体略小，为“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

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我来到“圣谕碑”的背面，碑阴中间还有竖刻的“万人坟”三个大字，这是大西王的死敌杨展为抹黑张献忠，在“圣谕碑”的后面刻下的“万人坟碑记”。碑文虽已风化，但碑阴中“万人坟”三个大字清晰可认。

志愿者告诉我，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找到了这块张献忠立下的“圣谕碑”，才使得它重见天日。

这个《圣谕碑》的可信度相当高，因为在《蜀碧》、《客滇述》、《鹿樵纪闻》等典籍中都有相关的记载。经当下一些学者考证，他们认为所谓张献忠的《七杀碑》，实际上是清廷为诋毁张献忠而编造的。

诚然，张献忠治理四川的能力有所不足，确实也滥杀过一些人。但可笑的是，清史竟然记载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人。

关于七杀碑，最初见于清同治十二年续修《成都县志》卷十二“纪余”：“治署东偏草莱瓦砾中，有一石碑，相传即献贼自制圣谕，命严锡命注释者，连写‘杀字七’。清宣统二年傅崇榘的《成都通览》，其中有两处提到此碑。一是《成都之古迹》：“张献忠七杀碑，在成都县署内，石碑上有‘杀杀杀杀杀杀杀’七字，张献忠书。”二是《成都之妖怪谈》：“成都县之张献忠书七杀碑不可摹”，说拓下来会遭祸事。

民国时期，四川军阀杨森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驻成都，在少城公园内开辟陈列馆，他听说成都县衙门内，有块张献忠的“七杀碑”，便命县长林宝慈送去陈列。实际上该衙署内哪里有那通碑，但对杨森的命令又难以违抗。林宝慈便把衙门内一通早已风化剥蚀、看不清楚字的旧“德政碑”送去冒牌顶替。那块碑上除了有点残缺模糊不成字的笔划外，更没有七个“杀”字的痕迹，是一通“无字碑”。

原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均先生的《四川张献忠碑记》，对“七杀碑”的真伪提出了看法：成都少城公园民众教育馆之碑，系属伪造……蜀中并无‘七杀碑’，盖由张献忠之‘圣谕碑’误传耳。

可见，张献忠确实曾立过一块石碑，但并非《七杀碑》，而是这块《圣谕碑》。《圣谕碑》与《七杀碑》前半截相同，然而后半截的意思却大相径庭。《圣谕碑》原本是写些告诫的话语，后来被清朝篡改，变成了《七杀碑》，这也让大西王张献忠变成了一个极其残暴、杀人如麻的恶徒。

如今，那座见证了历史沧桑的圣谕碑，静静地矗立在洛城内。张献忠的故事仿佛在碑文中缓缓流淌，诉说着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站在碑前，思绪不由自主地飘远，想象着明末清初四川那段波澜壮阔、金戈铁马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