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 韩鹏

西汉司马迁《史记·天宫书》中，保留了战国魏国大梁（今开封）天文学家石申关于“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的记载。

可知，历法中的“中国”之地，在“东方”的“天之中”，也与上古帝王居住“东方”的“天地之中”之说相一致。故战国思想家荀况《荀子》言：“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天地之中”，即“天下之中“，为黄帝建立“中央宫室”，即“中央之国”之地，对应“东方”的“天（地）之中”“中国”之地。

这就是战国时期魏国大梁、北宋国都开封之地的“天地之中”，和黄帝“成婚育子”的“大梁”“中央宫室”同地。据唐朝初期《轩辕黄帝传》记载：“（黄）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为元妃，生二子......”清代《辞源》也解释：“黄帝娶西陵氏于大梁（今开封北轩辕楼），曰嫘祖。”

上古时期的华夏帝王，只有一个“天下”，“天下”只有一个“天地（下）之中”。而唐代、五代、北宋、元代所测量的开封“浚仪岳台”“天地（下）之中”，是在登封阳城“天地之中”被西周否定，建王都于洛阳之后，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古代天文学家测量认定的“天地之中”，也是唯一一个有史典记载，与黄帝“中央宫室”“中央之国”同地的“天地（下）之中”。上古时期的地理、历史就摆在那里，奈何？

依照史典记载推算，黄帝在开封建立中央宫室、即中央之国的时间，应在公元前 2697 年，此为黄帝登上帝位和黄帝纪元历法的开始。

清代李子明辑《太乙数统宗》记载：“上古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天心气运正值冬至，日月合璧，五星（指太阳系九大行星之金木水火土等五星）连珠，皆合于子，是为上元。”黄帝纪年开始，也是黄帝称帝的开始，即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正是当时天象中“五星连珠”的时候。“五星连珠”，传说是黄帝创造“天干地支”历法的开始，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使用黄帝历法的开端。

由此， “五星连珠”，既是黄帝时期“天干地支”历法的标志，又是圣人黄帝登基帝位的时刻，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书”降临的“祥瑞”之兆。北宋真宗时期，依据《易经·观》中关于“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记载，发起了“天书”“祥符”运动，在开封留下了“祥符县”，今祥符区的文化传承。而代表“天干地支”象形文字的“天书“符号，也被称之为“祥瑞的符号”，即“祥符”。

司马迁认为，祥瑞只是对有德者而言的，无德之人，反受其殃。故他在《史记·天官书》中云：“五星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皆大，皆小，事皆小。”这也说明“四方”的“奄”，是以“五星合”的“中央帝”为核心的“四方”。

因“五星连珠”，记于“甲子”，即“子时”，故“五星”也称“五子”。北宋时期把创造理学文化的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五人，合称“五子”，即“五星”。

后人把北宋“五子”进宋都东京，与对“五星连珠”相对应，以呼应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三次“五星聚奎”天文现象，代表着北宋天下吉祥、亨利、兴盛的寓意。明代郎瑛编著的《七修类稿.天地类》中，也记载：“五星聚房，殷衰周昌……五星聚奎，大宋开世。”“房”与“奎”，都是文明、文化、即文运昌盛的标志。

据明清之际黄宗羲创作的思想史《宋元学案•卷九》记载：“周程张邵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谓奇验”。“聚奎”也称“五星聚奎”“五星连珠”。正与黄帝在开封浚仪岳台“天心”、“天地之中”“济（姬）水”之滨的轩辕楼（丘），称“中央帝”、建“中央宫室”“中央之国”的历史相吻合，具有天象、地理、人文之间的传承关系。

同时，也反映了北宋“五子”成立的理学文化，继承和弘扬伏羲太极“五行（星）”文化、黄帝“干支”历法文化演绎、阐发和弘扬的地理历史。

天象中的“五星（行）”，是对大自然运行规律的总结，是自然世界客观存在的事物；黄帝时期使用的“天干地支”历法，是黄帝子孙世代遵循的自然法则，也是追溯上古时期人文历史、地理的时空定位的依据。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黄帝子孙的居住地、传承地可以一变再变，但大自然中的天象地形，是无法通过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的。黄帝时期使用的“天干地支”的历法文化，也传承数千年而保留至今，成为了后人研究华夏民族创世思想方法、人文历史、上古帝王居住建都之地的法理依据，也成为北宋理学文化创立和形成的基因文化。

由此判断，没有华夏民族的创世思想方法作指导，没有华夏先祖效法大自然运行的历法文化作依据，探索华夏文明探源和考古工作，就犹如盲人摸象，只能摸其一毛而不知其全貌；只能就事论事，而难以阐发华夏民族的创世思想方法，也无法提供上古时期的历法凭证。

这很难说其是系统、全面和科学探源的思想方法，甚至容易失去了华夏民族固有、根本、基因文化的内涵，值得深刻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