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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岐沟关、君子馆连战惨败以后，宋军已从进攻转为守势，如何抵御不断兴兵南侵的辽军，就成了宋廷上下首要考虑之事宜。
989年(端拱二年)正月，宋太宗命众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略。
当时众人议论纷纷，有建议加强边备、扩大沿边武将兵权以迎战辽军南侵的，也有主张与契丹修好、弭战息兵的，但主旨是不要轻易用兵，即主守，而少有人提出主动北征以收复燕云的。
如户部郎中张洎认为：
契丹连年出兵南侵，而宋军疲于应付的原因在于宋朝“失地利，分兵力，将从中御，士不用命故也”，张洎又针对“将从中御，士不用命”等现象，建议天子“申命元帅，自裨将以下有违命令者，并以军法从事。其杀敌将校所得鞍马财货等，悉以与之，仍优加锡赉。如此严刑以制其命，重赏以诱其心，示金鼓进退之宜，谨三令五申之号，将不中御，众知向方，而不能振大宋之天声者，未之有也”。
史称张洎为人佞谄，但上述建议却点中了宋军对敌时屡屡兵败的要害所在，不过不能收复幽云,则失地利之问题无从根本解决，而“将从中御”、“分兵权”之做法，则是宋太祖所制定以消弭禁军大将兵权过大而威胁皇权的不二法门，故最多在军情危殆之时予以一些调整而已，而同时因兵权不在，自然也无法以军法严责失职之将帅。
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献御戎十策，其对外五策：
其一要解决“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问题；其二是“侦逻边事，罢用小臣”，以免误国事；其三是“风闻契丹中妇人任政，人心不服，宜捐厚利，啖其部长以离其心”，故宜“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其四是利用“夷狄伐夷狄”，即调动党项武装威胁契丹，使“敌人惧而北保”；其五是“下哀痛之诏以感激边民”。
因为此前：
“吊伐燕蓟，以收复汉疆，而边民愚蒙，不知圣意，皆谓贪其土地，致北戎南牧，故陛下宜下哀痛之诏，告谕边民，则三尺童子皆奋臂击敌矣。其有得一级者赐之帛，得一马者还其价，得部帅者与之散官，如此，则人百倍其勇而士众一心也”。
王禹偁的建议深得宋太宗和宰相赵普的赞许，但其第一条涉及宋朝基本国策，不会改变，第二条所云“小臣”，多为手奉“圣旨”的中使，为天子监视方镇武将，自然也不可能罢去，第三、第四条大致只是空想而已，而第五条主要是为天子收买民心考虑，故为天子所乐意接受。
此外，大臣宋琪在提出相关抵御北敌的建议后，又说：“若选使臣通好，弥战息民，此亦一良策也。”
大臣李昉也以“修好”为言，为宋太宗所接纳。
但通好是一件两相情愿之事，宋人虽有此意，但萧太后却以兵马滚滚南下作为答复，于是宋太宗也只能将“战”字放在前头，擢用“极言北边利害”的左正言、直史馆寇准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又因赵普推荐复任知代州张齐贤为刑部侍郎、枢密副使。
至徐河之战以后，虽辽朝仍未接受宋人“通好”，但不再大举南侵，边境上战火稍息，宋朝也逐渐接受了契丹将长久占据燕云地区，而自己无力收复的现实，采取守势，在河北平原上与辽方对峙。
当时六宅使何承矩上疏建议将河北中部一些河道加以疏浚、沟通，筑堤挖塘储水，开水田，种榆柳，欲利用当地水网交织的地理特点，借以遏制契丹骑兵的驰骋奔冲。
宋太宗甚以为然，遂命何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调发诸州镇兵18000人，于雄州、莫州、霸州、平戎军、顺安军等地兴修堤堰600里，设置斗门，引淀水灌溉。
数年后，经济收益颇为丰饶，“民赖其力”，而疏浚、沟通沿边河道工程也得以完工；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沉远泊、东达泥沽海口(今天津塘沽附近)，东西屈曲900里之地，筑堤贮水，遍布塘泊；沉远泊以西至太行山东麓则种植榆柳林木，设置寨铺，派兵戍守，由此构建了一条颇能遏制契丹骑兵优势的防线，初步稳定了河北边境。
为此，宋太宗也颇为得意地诏告河北军民：
朕今立法令，缘边作方田，已颁条制，量地里之远近，列置寨栅。此可以限其戎马，而大利我之步兵。虽使彼众百万，亦无所施其勇。自春至秋，其功告成。持重养锐，挫彼强敌，如此则复幽蓟、灭胡虏有日矣。
就实际作用而言，这条由河道塘泊、榆柳林构成的防线，也只是给契丹骑军奔冲增添些困难而已，并未根本解决防御辽兵南侵问题，更无论收复燕云、“灭胡虏”了。
但外患稍平，宋太宗的目光便及时转向内部。
991年(淳化二年)初，宋太宗在与宰执议论将帅优劣时，即自得地表示：
“前代武臣难为防制，如若欲移徙换防，必先要发兵备御，然后降下诏书。如若恩泽始息，稍似未偏，则四方藩镇便如群犬交吠。后周时，节度使安审琦自襄阳来朝天子，周世宗喜不自胜，亲幸其宅第探望。今日无此事也。”
宰相吕蒙正附和道：
“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为合宜。倘若尾大不掉，何由致治!”
确实，宋天子收复汉、唐失地无方，但对控御武将、稳固皇位却甚有心得：
“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有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慎于此。”
此“内患”虽说包括民众骚乱、起兵反抗等事件，但宋天子更在意的却是朝中大臣贵戚威胁其权位的阴谋。于是“守内虚外”便成了宋太宗首要考虑之国策，也成为此后宋代皇帝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
988年(端拱元年)六月，前吴越国王钱俶卒，追封为秦国王，葬于洛阳。
据宋代野史所载，钱俶是在生日那天，饮用了宋太宗所赐御酒之后暴卒。钱俶归宋之后，小心低调，奉天子惟谨，但还是未能善终，其原因大概与当时“吴越之民，追思钱氏”，从而使天子感到了某种威胁有关。看来钱俶乃是宋太宗实施“守内”政策的牺牲品。
为实现“守内”目标，宋太宗不但收武将之兵权，而且还不断设法削弱相权。如早在981年(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已设置考核少卿监以下京朝官劳绩、“品量材器”的差遣院以分割宰相用人权；991年(淳化二年)八月，又置审刑院以分宰相司法权，凡有案件“上奏者”，先经审刑院登录，交付大理寺、刑部“断复以闻”，再下审刑院详议裁决，然后上宰相府。
为避免强势宰相与自己争权，宋太宗擢用才能相对平庸、阿顺听话者为宰相，如对宰相李昉,宋太宗就曾经评价道：“其自知才微任重，无所弥纶，但忧愧而已。”
为此，宋太宗一面责备责怪二府宰执大臣“竞为循默，曾不为朕言事”，以显示自己勤政、“圣明”，一面又事无巨细、事事插手；民政上或“躬亲听断，京城诸司狱有疑者，多临决之”；财政上“孜孜庶务，或亲为裁断”；选任官员上则“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以观其材，拔而用之”。
不过，宋太宗因高梁河之战中身受箭伤、年年复发，使得“金匮之盟”后遗症不断显现，虽说迫死了皇侄赵德昭、赵德芳和皇弟赵廷美，但其精细设计的传子计划却一波三折，而烦心不已。
（1）长子被废
宋太宗长子赵德崇自幼聪颖，长得又颇像其父，故深得父皇钟爱。宋太宗还曾让他随从出征太原、幽蓟，以培养其阅历。
不过当宋太宗将皇弟秦王赵廷美驱逐出京时，众人皆不敢出声，惟有赵德崇力加营救，向父皇讨要赵廷美的罪名，宋太宗为此极为愤怒。
此后宋太宗为“传子”方略的施行，封皇长子赵德崇为卫王，次子德明为广平郡王，并同平章事，命兄弟二人轮日“赴中书视事”，学习处理政务。
次年，宋太宗为五子德崇改名元佐、德明改名元佑、德昌改名元休、德严改名元隽、德和改名元杰，并封王爵、加同平章事。
此番改名以后，宋太宗诸子之名的排行字与宋太祖、赵廷美之子有所区别，“以别大统”。
待赵廷美贬死后，颇不满父皇作为的赵元佐遂发狂疾，往往不上朝觐见皇帝，甚至因小过失而用刀刺伤侍者。
985年(雍熙二年)九月重阳日，宋太宗召诸子入宫宴会，射箭取乐，但赵元佐未被召见。傍晚，赵元佑等兄弟前来探视，遭软禁的赵元佐得知设宴一事，便恨道：
“汝等皆与至尊宴会射击，独我不与此事，是我已为父皇所弃也。”
遂发狂饮酒，至半夜，一把火烧毁了自己所居之王宫。宋太宗大怒，将赵元佐“废为庶人，送均州安置”。
陈王元佑及宰执群臣以元佐“心疾”为名，请天子同意元佐留京师疗疾。辅佐元佐的臣僚也请加处分，但宋太宗以“朕教训犹不从，岂汝等所能赞导耶”为由“并释不问”，然后将患“心疾”的赵元佐幽居于南宫，“使者监护，不通外事”。
看来宋太宗君臣对赵元佐致“疯”原因十分清楚，但因事涉赵廷美，难以明言而已。
赵元佐废为庶人之事，对宋太宗打击甚大。
宋太宗曾对宰相曰：“近时内外安宁，方思自适而元佐纵火，实挠朕怀。”
（2）次子横死
长子被废，宋太宗随即属意于次子赵元佑。
986年（雍熙三年）七月，赵元佑改名元僖；十月，以陈王元僖为开封尹兼侍中，而成了“皇储”。
因雍熙北伐失利，山南东道节度使赵普曾上《谏雍熙北伐疏》，颇得宋太宗嘉赏。
次年，赵普来京城觐见天子，赵元僖上疏请父皇重用赵普。宋太宗也有意借助老臣赵普的威望来稳固元僖的地位，故于988年（端拱元年）二月第三次拜赵普为相，并进封陈王赵元僖为许王、韩王赵元侃为襄王、冀王赵元份为越王。
按五代、宋初惯例，亲王任开封尹即为“皇储”之位。不过许王、开封尹赵元僖虽深得天子钟爱，但毕竟未正式册立为皇太子，故部分官员便鼓动宋太宗举行册立之礼。
991年（淳化二年）九月，左正言、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阙上书，请立许王元僖为皇太子，“词意狂率”，宋太宗大怒，将宋沆等五人全部贬斥至岭南，“以惩躁妄”。
又宋沆为宰相吕蒙正妻宋氏之族人，为吕蒙正所擢用，故宋太宗怀疑此事乃吕蒙正暗中操纵，“怒甚”之余，即以“援引亲昵，窃禄偷安”之罪，将一向甚为信用的吕蒙正罢相。
宋太宗如此反感册立太子的原因，据其对近臣所言：
今来屡有人言及储贰之事，朕颇读书，见前代治乱，岂不在心！况且近世风俗浇薄，若建立太子，则东宫官僚皆须称臣。其官僚职次与省台相等，人情之间，深所不安。而且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属，皆择良善之士，至于仆从之辈，朕亦亲加拣选，不令有奸险巧佞之徒在其左右。诸子读书听书，均有课程，待其长成，自然有所裁制。为何言事者未能体谅此心耶？
不过此时元僖年已26 岁，故所谓“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云云，显属藉口而已，其真实原因恐怕还是“若建立太子，则东宫官僚皆须称臣。其宫僚职次与省台相等，人情之间，深所不安”，即担忧若册立太子，将威胁其权位。
多疑的宋太宗虽然甚不愿正式册立太子，但并未因此影响许王赵元僖的“储君”地位。赵元僖在任近六年，政事未有缺失，不料却于992年(淳化三年)末意外猝死。
许王赵元僖娶功臣李谦溥侄女为妻，但并不喜欢，而宠爱号称“张梳头”的侍妾张氏。元僖私下与张氏有废嫡妻而立其为夫人的约定。张氏于是恃宠骄横，奴婢稍不如意即予重罚，甚至有责打致死者。
当时冬至日有阖家为家主人“上寿”的礼俗，张氏先已花费万金请人令工匠做关捩金注子(装有暗机关的金酒壶)，内中分为两格，一放美酒，一放毒酒。
十一月冬至日早上，夫妇间先行“上寿”之礼，张氏举酒注子先给许王元僖斟酒，然后将毒酒斟入夫人李氏的杯中。一会儿，元僖夫妇行礼，两人互换酒杯饮酒，而毒酒恰好在元僖的杯中。
张氏立在屏风之后，见状大惊，抓耳挠腮，却已无法补救。元僖饮罢出门去上朝，来到宫殿庐中等候时，即觉体中难受，遂不入殿觐见，被人扶上马，径直归去，但至东华门外，从马上跌下，被人抬回府中。
宋太宗闻讯急忙来探视，元僖病情已十分危殆，但对他人的呼喊还有所回应，不一会儿就不行了，享年仅27岁。宋太宗极为哀恸，追赠元僖为皇太子,谥曰恭孝。
此后宋太宗“追念不已，或悲泣达旦不寐”，并作《思亡子诗》给近臣看。不久，有人告诉天子其中缘故，并告发了张氏逾越制度葬其父母等事，宋太宗大怒，命缢杀张氏，掘烧张氏父母之墓，其亲属皆流放远恶州军；逮捕造酒注子的工匠等人，处死于东华门外。停止举行追尊许王元僖为太子的仪式，贬斥王府僚属。
宋太宗因所钟爱并寄予厚望的长子、次子一废一死，深受打击，哀伤不已，臣下由此皆不敢再上言建立“嗣君”之事。
至994年(淳化五年)中，深得天子信任而“敢言外事”的崇仪副使王得一和以敢言任事闻名的知青州寇准入朝论及此事，宋太宗这才让第三子襄王赵元侃出任开封尹，为皇位传授作准备。
995年(至道元年)四月，开宝皇后宋氏(即宋太祖之宋皇后)死，其梓宫（灵柩)只是停放在已故燕国长公主（宋太宗之姐)的旧日宅第中，群臣未按皇后的礼仪治丧。
颇得太宗赏识的翰林学士王禹偁看不过去，悄悄对宾客说：
“皇后曾经母仪天下，应当遵用旧礼。”
结果被人告发，王禹偁以“轻肆”之罪名免去翰林学士之职，出守滁州。
宋太宗还悻悻然对宰臣说：
“人之性分固不可改移，朕曾经训诫禹偁，令自修饬。近观其举措，终于不改，翰林禁署之地，岂可令其复处乎?”
宋太宗于此实属借题发挥，借以警饬诸大臣在这一敏感问题上保持慎默，果然众臣对此再也不敢有所表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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