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目连救母》的故事被无数次搬上戏剧舞台，成为多个传统剧中的保留节目，而根据此故事形成的中元节却基本销声匿迹，绝大多数现代人已不了解其习俗与文化。

“太液澄波镜面平，无边佳景此宵生。满湖星斗涵秋冷，万朵金莲彻夜明。逐浪惊鸥光影眩，随风贴苇往来轻。泛舟仅用烧银烛，上下花房映月荣。”这是乾隆皇帝写的《中元观河灯》，刻画了老北京城中元节的热闹场面。

在清代，中元节是除了春节、冬至、万岁节（皇帝的生日）之外的最大节日，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元节在北京影响依然很大，上世纪60年代中期，北海公园办了最后一次中元节，之后不久，“***”开始了，清明节之外的几乎所有传统节日都被取缔，中元节亦未能幸免。

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受到重视，纷纷回归，可中元节却始终受到排斥，以至许多年轻人一提起中元节，便认为是“鬼节”，是“封建迷信”。

中元节真的是“鬼节”吗？它真的无法适应现代社会？

周代已有中元节雏形

一般认为，中元节始于南北朝时期，但其雏形则远在周代。

在《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音如蒸，意为祭祀）畀（音如必，意为给予）祖妣（音如比，祖妣一词意为男女祖先）。”意思是：“储藏好亿万斛粮食，酿成清酒和美酒，献给祖先的神灵。”这体现了周人“秋报”的习俗，即获稻后要举办一次祭祀活动。

《礼记》中也说：“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

《孝经》称：“春秋祭祀，以时思之。”

这些记载都可以证明，古人在夏秋之交（农历7月半左右）例行举办祭祀活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称：“古者岁四祭……春曰祠，夏曰礿（音如月），秋曰尝，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时，以奉祭先祖也。过时不祭，则失为人子之道也。”

到了汉代，出现了一项新的祭祖活动，即“貙膢”（貙音同除，膢音同驴），貙是一种似狸而大的猛兽，膢则是祭祀名，合起来的意思是用猎杀的动物为祭品，“貙膢”在每年立秋日进行，天子阅兵后，需亲自射杀鹿，并将起送至陵庙作为祭品，此仪式又被称为“尝新始杀”，即品尝新收获的谷物，开始农闲狩猎。

“貙膢”原本是楚俗，汉代融入到国家仪式中，这可视为中元节制度化的开端。

一本有争议的经书改变了历史

西晋时，一本号称出自古天竺、由竺法护译成汉语的《佛说盂兰盆经》开始在中原流行，“盂兰盆”三字是梵语“倒悬”的音译，但后代以讹传讹，真的供养起盆状容器，呼作“佛盆”。

《佛说盂兰盆经》讲的是目连救母的故事，目连母青提夫人，富而吝，死后被打入阴曹地府，目连见母亲的食物尚未入口便化为火炭，便于七月十五日建盂兰盆会，借十方僧众之力让母吃饱。

对于此经，后人争议颇多，学界多认为是伪作，原因有三：首先，竺法护译经甚多，从不曾用“宰相、三公、孝慈、所奈何、乞愿、年年、汲灌、盆器、锭烛、钵饭、火炭”等词，而《佛说盂兰盆经》中却使用了这些词；其次，文中还有“道士”“锭烛”等中国特有的称呼，印度作者应无从得知；第三，在印度未见“盂兰盆节”的明确记载。

之所以定在七月十五日，因印度佛教有“夏安居”的规矩，即每年四月十五日开始，三个月内（90天）僧尼不得出寺，因此时雨季到来，万物生长，外出难免踏伤草木昆虫，是为伤害生命，故僧尼只在寺中修行，称为安居，因适逢夏季，又称“夏安居”（亦称为解夏或解制），七月十五日恰好是“夏安居”结束的日子，功德圆满，这天修供，其福可报百倍。

晋与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不已，佛教得以迅速流传。公元504年，南朝梁武帝萧衍将佛教立为国教，并创设“盂兰盆斋”，“每于七月十五日普寺送盆供养”。

资料图片：这张慈禧太后扮成观音模样的著名照片，拍摄于中元节，可见清代中元节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的密切程度。

海纳百川，来者不拒

中元节源于佛教，但它充分吸收了儒家和道教的文化。

通过吸收儒家文化，中元节的主题发生改变，从佛教的“慈”转为儒家的“孝”。

通过吸收道教文化，“盂兰盆节”与“中元节”合一，道教在东汉末已开始尊崇天官、地官、水官三神祇，相传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北魏时，寇谦之杜撰了三元节神话，称一名为陈子祷的人与龙王三公主结为夫妇，分别于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日生下天官、地官、水官，他们的出生日即为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

中元节与古人生活实践亦相匹配，此时正值夏收后，人们有闲暇。

中元节在唐代时开始兴盛，孙思邈曾说：“是日各地诸大寺庙以及道观均装饰一新，梵声道音，绕梁不绝，香花供果堆积几案。”

唐代宫廷对中元节尤重视，《唐六典》规定中尚署每年七月十五日须进盂兰盆，武则天则亲自“陈法供，饰盂兰”，唐代宗时更是“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

唐代皇帝姓李，伪托祖先为李耳（即老子），定道教为国教（其实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并非道教的创始人），而武则天为篡权需要，大力扶持佛教，这为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相互融合创造了机会，到唐代中后期，人们多称中元节，提及“盂兰盆节”已不多。

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到了清代，中元节地位继续提升。

八旗在关外时便重视中元节，形成了独特的节俗。比如“赛威呼”，在满语中，“威呼”是船的意思，实为5 人排成纵队双手共握一根竹杆，在陆地上集体赛跑。再比如放河灯，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说：“中元黄昏以后，街巷儿童以荷叶燃灯，沿街唱曰：荷叶灯，荷叶灯，今日点了明日扔……”

康熙年间雅克萨战役时，俄军与清军对峙，一日见清军营内突喧哗不已，俄军高度紧张，事后才知清军是在过中元节。

明清两代，中元节还是城隍爷出巡的日子，城隍之说源于道教，后被引入国家祀典，各地城隍均由英雄、名臣充任，如杭州城隍是周新，郑州城隍是纪信，北京的城隍爷是于谦和杨继盛。每年清明节、中元节、农历十月初一，都会举办城隍出游的活动，即为“三巡会”，地方官员要亲自到厉坛（祭天祀鬼神的坛）祭拜，然后要抬城隍像游行。

唐宋时期中元节需茹素，唐玄宗下诏在每年的三元日内，禁都城内屠宰。宋代《武林旧事》则载：“茹素者几十八九，屠门为之罢市。”

到明清时，茹素已不普遍，反而出现了吃银苗菜和冰鸭的习俗，银苗菜是新藕的嫩芽，而冰鸭是前一日煮熟并凝成膏状的鸭子。但北京民间有中元节多吃素馅饺子，认为其象征着一只只小船，漂泊于“孽海”中。

宋代人这样过中元节

宋代时，中元节得到空前发展，但直到南宋时，中元节与“盂兰盆”仍未完全合并，宋人洪迈在《夷坚乙志》中说：“蜀人风俗重中元节，率以前两日祀先，列荤馔以供，及节日，则诣佛寺为盂兰盆斋。”不过，宋代中元节节俗影响了后来千余年。

比如中元节需扫坟，“城外有新坟者，即往拜扫”，晚上则在自家院子中烧纸钱，先用石灰在院子里洒圈，防止孤魂野鬼来抢，宋代中元节一般是7天，最后一天是“送亡人”，需做一桌饭菜。

七月十五从中午开始，各寺庙需诵经、施食，并将面桃子和大米撒向四方，反复三次。这种仪式即“放焰口”。各家需在自家门口焚香，并把香插在地上，象征五谷丰登，此即“布田”。

中元节当天店铺需关门，以给鬼让道，街道正中每百步设一香案，上供瓜果和“鬼包子”，桌后有道士唱祭歌，这种仪式被称为“施歌儿”。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中元前一日，即卖楝（音如见，一种乔木）叶，享祀时铺衬桌面。又卖麻谷窠儿，亦是系在桌子脚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又卖鸡冠花，谓之洗手花，十五日供养祖先素食。”所谓麻谷窠儿，即麻和谷的棵儿，宋代麻是制衣主要原料，而谷则指代粮食，故宋人选用“麻谷窠儿”向神祇、祖先表示丰收的谢意。

可见，此时中元节已成民间重大的节日。

中元节的故乡却不见中元节

在上世纪20—40年代，中元节远比“七夕”“清明”热闹，但到了50年代，中元节被认为是宣扬封建迷信，逐渐边缘化。传统中元节都是商办官助，此时大部分商家已被改造，无力承办，中元节开始消亡。

中元节被叫停后，一直未恢复，因人们对它有两个误会：首先，把中元节看成是鬼节，没人敢呼吁恢复；其次，把它当成了追思亡人的节日，既然已有清明节，又何必恢复中元节？

但事实上，中元节的核心是感恩。节日源于祭祀，通过祭祀，人与世界、他人充分交流，心灵因之净化和提升，在历史上，祭祀起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在今天，一些人似乎特别忌讳祭祀二字，仿佛一提它就是迷信，这让传统节日失去了立足根本，而中元节这样慎终追远的节日，尤其容易受歧视。

中元节具有双重意义：其一，发扬推已及人、乐善好施的义举；其二，阐扬怀念祖先的孝道。中元节与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一样，有许多积极的内容。

“西湖七月半……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这是晚明文豪张岱对中元节盛况的描写。在今天，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均过中元节，倒是在中元节的故乡，反而湮灭无闻。

文/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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