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者必读《史记》，不是因为《史记》写得通俗易懂，而是因为它比较公允。站在司马迁的角度来看历史，能看到历史真实的一面，还能看到司马迁的内心想法，甚至于他如何看待一个问题。

“人定胜天”这四个字激励了很多人，相信自己能够逆天改命， 成就一番霸业。当然在《史记》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当我们认为古人在没有“科学”这一理念时，常认为古人都为愚昧无知者，殊不知司马迁早已有了不同的思想。

“天道”决定不了人的命运

在阅读这本史书之余，我们其实也可以洞悉到司马迁的一系列思想。天道和神一直以来被古人所信奉，但是司马迁在这部史书里，一直认为天道不能够控制人的祸福，不能控制人的命运。在当时那个时代，司马迁能有这样的思想，可以说相当的先进了。

司马迁坚持认为“天道”并不能决定人间的祸福吉凶。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国家的兴亡等，他都尽量用人事来解释，避免用天道来说明人事。这充分体现了他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司马迁在总结秦亡汉兴这段历史时，通过陈涉、项羽、刘邦三位杰出人物的事迹，说明事在人为，谋事在人，成事亦在于人，主宰天下大势的是人，而不是天。

在《陈涉世家》中，司马迁记述陈涉起义是被迫无奈，并非天意如此。陈涉运用智谋，首先诈称公子扶苏讨秦，以号召天下，然后他们又以鱼腹书和狐鸣制造與论。这些看起来是在宣扬神秘的天命论，实际上是在写他们的智慧，突出的是他们的智谋。他们不仅改变了“法皆斩”的命运，而且也实际上否定了“死生有命”的观念。陈涉在动员起义时鼓动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这一响亮的口号实际上也否定了“富贵在天”的观念。

项羽是司马迁极力歌颂的大英雄。项羽在穷途末路结束自己生命之前，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说:“这是老天要让我灭亡，不是我用兵的罪过。”对于这句话，司马迁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司马迁认为项羽这样的话是荒谬的，这显然是对项羽天命论的嘲讽。

刘邦在夺取天下后大宴群臣，他总结自己取得天下的原因，认为关键在于用人，充分发挥了谋臣将土的作用，依靠文臣如雨，猛将如林夺得天下，而并非受命于天。对于汉武帝大肆封禅的做法，司马迁也给予严厉批评，还对汉武帝迷信神仙的种种愚蠢行为进行讽刺，掲露了李少君、神君、文成五利、公孙卿等人的骗术，这表明司马迁重人事而不重天命。

司马迁在其他作品对天命的反驳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通过对一系列商人经营致富的记述，意在说明死生不在乎天，富贵亦不在乎命，而在于人的智谋与奋斗。如陶朱公、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巴妇清等，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奋斗而成为富翁。

在《生陆贾列传》中，写郦食其陆贾二人同是楚汉战争时期帮助刘邦的有口辩士，然而，郦食其被齐王田广烹死，陆贾则竟以寿终。他们的结局也和天神天意没有关系，是他们处世的不同性格造成的。

在《蒙恬列传》中，司马迁记述蒙恬临死前，蒙恬认为自己的死时天命。司马迁则认为蒙恬同项羽一样，也是一个至死都不能认识真理的人，把自己的罪责归于“绝地脉”，因而有罪于天。

但司马迁却认为蒙恬之罪并非所谓“绝地脉”所致，和天意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这位将领不顾黎明百姓疾苦而造成的巨大民怨。尽管司马迁对蒙恬死因的解释并不完全正确，但他认为绝非天命却是正确的。

司马迁的局限性

不过司马迁还是相信一些“天道的因果报应”，一些作品有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史记》叙述白起为秦将每战多杀戮，仅长平战，白起就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余万，这是前所未有的惨剧。后来白起被诬陷而自杀，自杀时白起说:“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惹怒了苍天，最后这样下场！”

这句话其实反映了他对秦国的统一建立赫赫战功却落个自杀结局的困惑。困惑之余白起然醒悟道:“我真的该死啊，长平那场战争我坑杀了赵国四十多万士兵。”紧接着白起就自杀了。

根据本传记载，白起为秦将前后斩首近九十万。对秦的统一功业而言，他是战功赫赫功绩卓著，但对黎民苍生，这样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就使他成为一名刽子手，一个杀人魔王，定会触犯天怒，所以上天让他不能善终。

司马迁通过白起临死前对天自悔，以表明天道昭昭，绝不会放过一个恶人。在同传中，司马迁借用“客”论王翦，详细写了将军世家三世必亡的道理。司马迁认为，杀伐太重，上天迟早会降罪，其苦果由儿孙来吞尝。传中批评白起和王翦。这种天道轮回毫无科学依据，是一种迷信。但是以此劝谏古人能够自律，倒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秦汉时代的统治者极力证明“天”是有意志的，人们的贫贱富贵都是天命注定的。只要按规矩行事，按照代天立言的天子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去做，就会有好的结果。司马迁也曾天真地相信汉家受命而王，认为一个伟大的王道时代即将来临。

为此，他一心绝宾客之知，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但是，这些善行并未收到善报。他惨遭官刑，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这一事实使他对天道赏善罚恶的天命论，产生了彻底的怀疑。这种长期淤积在胸中的苦闷情绪，在伯夷叔齐兄弟积仁絜行而饿死的事件上喷发出来，这样才导致了司马迁出现了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思想。

从现在来看，可能我们感觉司马迁有些迂腐，但在当时，他已经在用辩证法来看问题，一件事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自己，而不能归结为外在，司马迁思想的转变，也让他所著的《史记》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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