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十三经”为核心的中国经学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深厚根基，“十三经”是在“六经”的基础上形成的。“六经”指的是《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部经典，这六部经典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为各王公贵族孩子的主要教材，孔子对这六部经典进行整理，以“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将“六经”之学从王公贵族转向平民子弟，使得平民教育得到极大的发展。关于“六经”的教育功用，《礼记·经解》上指出：“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由于《乐》的亡佚，便把流传下来的五部经典称为“五经”。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经学昌明，盛极一时，围绕经学展开的争论也是层出不穷，其中最突出的争论便是今古文之争。秦始皇焚书坑儒本是为了进行思想控制，民间藏书大部分尽毁坏，但是皇宫藏书仍十分丰富。项羽火烧阿房宫，秦国官方藏书与阿房宫一块化为灰烬，先秦多数经典佚亡，乃中华文化一大损失。但从秦朝活到西汉初年的部分老人不仅能够背诵儒家经典，而且还以此讲学，如田何传《易》，伏生传《书》，申培传《诗》，高堂生传《礼》，公羊、谷梁两家传《春秋》，这些经典用当时文字隶 *** 录、整理而成，故称为今文经。与今文经相对的是古文经，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西汉前期，相继在民间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这些经典都是用小篆书写而成，成为古文经。刘歆认为，当时太学中的博士们所传习的经典是在秦焚书之后、由汉初经师凭记忆口耳相传下来的，因此难免会有差错，所以今文经是不完全的，不是经典的原貌，只有古文经才是“真经”。由此，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便展开扩日持久的争论，今古文之争涉及的方面很广，包括经书的版本、对孔子的看法等等，其中“六经”的次序问题也是争论的一个焦点。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的次序是《诗》、《书》《礼》、《易》、《乐》、《春秋》，而古文经学则认为是《易》、《书》、《诗》、《礼》、《乐》、《春秋》。争论的焦点在于以《诗》为首，还是以《易》为首，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至唐朝，陆德明作《经典释文》确立以《易》为首的“六经”顺序，而后颜师古所考订的《五经定本》和孔颖达与诸儒撰定的《五经正义》皆沿用《易》、《书》、《诗》、《礼》、《春秋》这一次序。因为《五经正义》、《五经定本》皆为官书，后人奉为圭臬，对它的内容直至“五经”的次序必然都不敢妄加怀疑，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到：“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因为《五经正义》、《五经定本》皆为官书，后人奉为圭臬，对它的内容直至“五经”的次序必然都不敢妄加怀疑，如此一来，在经典的排列次序上，《易》居群经之首便成为定论了。
民国时期，周予同先生在《经今古文异同示例》对“六经”次序问题作了归纳，他认为“六经”的次序，在经今古文学家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周予同先生在该章中将其作了对比：“今古文家对于《六经》次序的排列，是有意义的。引申些说，这是表示他们对于孔子观念的不同，也可以的，所谓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今文家却是按《六经》内容程度的浅深。”周予同先生说，古文家以为《六经》都是前代的史料，认为孔子是史学家；而“今文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所以他们对于《六经》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他们以《诗》、《书》、《礼》、《乐》是普通教育或初级教育的课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学、孔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领悟，所以列在最后，可以说是孔子的专门教育或高级教育的课程。又《诗》、《书》是符号（文字）的教育，《礼》、《乐》是实践（道德）的陶冶，所以《诗》、《书》列在先，《礼》、《乐》又列在其次。总之，一《诗》、《书》，二《礼》、《乐》，三《易》、《春秋》，它们的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浅而定。
池塘鸳鸯觅食，或聚或散”的意思是：池塘里的鸳鸯在觅食时，会三两成群觅食或单独觅食，寓意为夫妻之间的分散聚合。“池塘鸳鸯觅食，或聚或散”出自唐代著名风水学家袁天罡《称骨歌》的“二两七”：“池塘鸳鸯寻食吃，易聚易散，骨肉六亲不得力”。
袁天罡为隋末唐初玄学家、天文学家。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微信或朋友圈